“网上说孩子用的语文课本中有不少是错误的，这不是在误人子弟吗？”北京市海淀区一位二年级学生家长老胡气愤地说。
近日，一篇名为《校长怒了！还有多少假课文在侮辱孩子的智商？》的帖子在网上广泛流传，老胡所在的家长群一下热闹了起来。
在这份网上热传的帖子中，罗列了不少现在正在使用的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具体错误，比如，某版本的二年级课本中的课文《爱迪生救妈妈》，“无论是课本还是老师的教参都没有注明文章的作者和来源”。而且，根据历史资料，爱迪生小时候的那个年代根本还没有阑尾炎手术，课文所叙述的内容根本不存在。再比如，某版本五年级上册的《地震中的父子》，讲了父亲到学校救助儿子及儿子同学的故事，但是据几位语文老师的考证，当年的洛杉矶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凌晨4点31分，凌晨的学校，怎么会有学生？
其实，不仅是这次“假课文”的帖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每一次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变动：某一作家作品的替换、数量的增减，某一类课文篇目的变化等都能引起公众的热烈讨论。
一轮轮的热议背后是公众对语文教育的关注，也表达了公众对优质的语文教材的期盼。
那么，网上热传的这些“假课文”到底假不假？为什么会出现有争议的课文？公众应该如何看待语文教材中的种种变化？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语文教育领域的专家、研究者和一线教师，试图给出更加理性的视角。
语文不是历史 教材可以批评但不要炒作
“对语文教材的这种批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说。前几年有人爆料某版本初中语文教材发现30多个错误，甚至要把出版社告上法庭。温儒敏教授找来材料进行了研究发现，这所谓的30多个错误，绝大多数都是夸大，或者是爆料者自己弄错了，真正错的只有五六处，而且多为编校的过失，比如标点不完整、个别错字等，没有校对出来。
对于本次讨论比较多的“假课文”《爱迪生救妈妈》，这篇不到500字的小故事，说的是爱迪生7岁那年妈妈得了阑尾炎，很紧急，医生到家里想给做手术，可是屋里光线太暗没办法。爱迪生急中生智，用几面镜子把油灯的光汇聚起来，照射着让医生成功地做完手术，救了妈妈。
网上的吐槽者说，看过几种爱迪生传记都没有此事的记载，还有人“考证”到，世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是1886年做的，而爱迪生7岁那年是1854年，不可能有这种手术。
“其实，《爱迪生救妈妈》这篇小故事并非‘杜撰’，而是有来路的。”温儒敏介绍，1940年美国拍摄的电影《Young Tom Edison》，里面就有一段爱迪生救妈妈的情节。在选入小学语文实验教科书之前，1983年版的人教版初中英文课本第5册第9课中，已经选了一篇题为“Edison＇s Boyhood”的课文，其中写到了爱迪生救妈妈。而小学语文的这篇课文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编写的。
当然，这样也不能证实爱迪生小时候一定救过妈妈。“小故事属于文学作品，即使有一定的想象和虚构，也是可以容许的。”温儒敏说。
“语文不是历史。”北京市海淀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学校长说，“其实语文课文本来就存在两种类型，就是写实文体和虚拟文学。”现在这个问题不像是讨论“真”和“假”的问题，而是借机发泄了一下情绪。
“教材可以批评，但是不要拿来炒作。”温儒敏说。
“我们不可能编出完美的教材。”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教研员连中国老师说，“发现了不对的地方，咱们就改。”但是课文中的一些内容可能会牵扯到历史深处的东西，一些问题可能不仅涉及语文一个学科。改不改、怎么改不能因为网上的一个帖子就定，而是要由专业的机构、权威的专家经过反复地、谨慎的考证。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教材中选入的课文，如果其选材来源于某个历史事件，那么是不应当出现知识性错误的。名人故事的“虚构”也要有一定的限度，最好有些相关的史料做根据，名人的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应和传主性格特点符合。
特别是现在的中小学生，由于接触的信息量足够大，眼界也足够开阔，“在进行课文的选择时不能仅仅在价值观上把关，还要在事实上把关。”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余党绪说，孩子在把正确的观念内化为自身信念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孩子发现支撑这个正确观念的事实本身是虚假的，他们会连带着对观念本身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教材不是“美文”的汇编 课文的改动是为教学的需要
在余党绪看来，人们对语文课文中的“错误”宽容度偏低，还跟人们一直以来的观念有关：教材是一个范本、一个标杆。所以有人会说：有那么多优秀的文章为什么不选，偏偏选中这些文章？
“其实，教材首先是为教学服务的。”余党绪说。比如，鲁迅的一篇文章出现了增减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而选用教材的人更多是从对学生语文能力培养的需求出发的，可能恰好鲁迅的另一篇文章更合适。
“前两年甚至有人说鲁迅已经被赶出语文教材。这是误解。”温儒敏说，事实上，课程改革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选择性，原来高中3个学年必修课，改为1.75学年，而选修课占1.25学年。必修课总课时少了，自然也要对课文数量进行调整，这是很正常的。鲁迅的文章在必修课中减少了，有的放到选修课了。在入选课本的作家中，鲁迅仍然位居第一。
“社会上的很多讨论可能更多地站在文学的、社会的，或其个人趣味的角度上，而非语文的角度。”余党绪说。
“教材不是美文的汇编。”温儒敏说。“教材选用课文，特别是小学语文课文，很多都是经过修改的，对选文做少量必要的改动，并非显示编者‘高明’，主要是为了适合教学的需要。”特别是小学低年级的课文，为了认字的安排，改动是常有的。过去叶圣陶主编中小学教材，对选文也是要做修改的。比如《最后一课》，几乎就是根据原作重写。原来初中选过文言文《口技》，原作有些内容涉及夫妇的情事，选入课文肯定不合适，就删节了。
温儒敏教授同时还是“部编本”语文教材（“部编本”教材是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的总主编，他介绍，这次“部编本”课文凡有改动，会在注解中说明。教材编写对原作的改动非常慎重，若原作者健在，改动都经过作者的同意，有的还会请作者自己动手来改。而经典作品一般是不作改动的，若有某些表达不合现今“规范”，在注解中加以说明。
教材只是教育的工具 教师不能被工具左右
“说到底，课本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是教育教学的一个工具而已。”连中国老师说，真正打动人心的不仅是课本呈现的那一点点。教育是立体综合的，教育中很大一部分是师生相处，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
不少一线教师认为，当教材中有些内容被质疑的时候，教师完全可以把这作为一个教育契机进行讨论，甚至可以让学生由此形成课题研究。
“孩子需要判断力。”余党绪说，利用这些课文正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在引导孩子正视错误、研究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孩子自然就会成长。
余党绪介绍，我们的教育容易简单化，为了达到一个结果往往忽略了过程的教育意义，仿佛我们的教育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一个“正确答案”。比如，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教育：只要你读书用功了将来就会成功。“而当我们成年之后才发现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如果当孩子小的时候把用功和成功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孩子长大之后面对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内心就会增加很多平静和坦然。”余党绪说。
其实教育者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哪篇文章是必须要看的。”连中国说，我们的教材中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把这些作品的价值全部挖掘出来就已经非常棒了，没必要在个别存在质疑的课文上纠结。教材是工具，教师不能被工具左右。
连中国老师介绍，他曾经陪自己的孩子一起读过一篇小学教材上的课文，文章非常短小：
小鸭说：“妈妈，您带我去游泳好吗？”妈妈说：“小溪的水不深，自己去游吧。”过了几天，小鸭学会了游泳。
小鹰说：“妈妈，我想去山那边看看，您带我去好吗？”妈妈说：“山那边风景很美，自己去看吧。”过了几天，小鹰学会了飞翔。
“谁都知道两个故事是假的。”连中国说，但是这个故事传递给孩子的东西却是真的、美的。如果教育者能在教育过程中再进一步深入，“鸭妈妈”和“鹰妈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掂量、担心和忐忑，那么孩子在学习这篇课文的同时也就学会了理解家长的不容易，“孩子就成长了”。
语文教材需要有关常识的检验
这些年有关于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假课文”之争，还有不少。《爱迪生救妈妈》一文面临的尴尬，不过是一个缩影。有网友甚至总结了一份“那些年教科书中的虚假故事”的名单。尽管这些质疑都尚待权威确认，但教材中的课文面临如此多的质疑，本身就是一件应该被足够重视的事。
2009年，就有媒体报道，有语文教师总结了语文教材所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分四类，一是内容不符合历史与常识，如《爱迪生救妈妈》；二是缺少童心，扼杀儿童天性；三是思想不符合现代观念；四是随意改编戕害经典。至于无作者名字、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更比比皆是。数年过去，从一线语文教师的反馈看，这些问题，或依然多多少少存在，质疑仍在继续，受到质疑的课本，也继续留在教材里。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谈及教材中的“假课本”问题时指出，对于存疑的课本要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的确，一些语文课本乃至教材的编写，都有着特定年代的意识烙印。其中既有客观条件下的“无法辨伪”，恐怕更有主观意识偏差下的“将错就错”。有理由相信，我们应该过了那个依靠真实性存疑的课本，来向孩子进行“善美”教育的年代。可问题在于，为何时代背景变化了，相关的疑问愈发不可回避，纠错却仍如此之难？其中的阻力或是“客观原因”到底在哪？
给予孩子怎样的教材，最能体现成年人究竟想呈现给孩子怎样的启蒙教育。教材不是不能“讲故事”，不是不能有“童话”，可像爱迪生这样的非虚构人物，在教材中却被“童话”式加工再现，无疑欠妥。从小的方面来说，他影响的是孩子对于历史人物的准确认知，从大的方面而言，这事关我们向孩子传递怎样对待真假的态度。而当“真”的底线不能被恪守，又何以能期望传递给孩子真正的“善美”？
现实中，往往有不少成年人感叹，在经历多年的“自我教育”后，才忽然发现自己原来被课本上的一些“故事”骗了很多年。这种后知后觉的社会性“领悟”显然是沉重的。而要让下一代不再重复同样的教育历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对于存疑的课本进行重新审订，让一切价值观的传递，经得起常识的检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树立教材的应有权威。这是具备常识的成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教材“不说谎”，尊重常识，仍只是一本合格教材的最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