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题家”的失落，需要善待、需要治愈。

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他的家乡河南郸城县很受欢迎。原因很简单，那里有声名远播的郸城一高。最近几年，郸城一高每年都有几十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很多农村孩子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

但不是所有考上大学或者找好工作的人，都能完全抵达自己的心理预期。那些不如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自嘲——“小镇做题家”。以一种广阔的眼光去看，“做题家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不仅中国有，日本有，新加坡也有。在大洋彼岸，“东亚做题家”的揶揄与之逻辑相似。“做题家”的失落，需要善待与治愈。

01 从“985废物引进计划”

到哈佛招生歧视案

“小镇做题家”源自豆瓣网一个聚集5万多名成员的小组，这个小组原本叫做“985废物引进计划”。从这种自我命名，就可以看出这个群体的失落和沮丧。

有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个话题，解读“美国为什么没有小镇做题家”。这可能是一种误读，2014年，美国非营利性民间机构“公平录取学生（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简称SFFA）”起诉哈佛大学，原因是哈佛大学以“种族平衡”政策为理由，压低亚裔申请人的个性评分，把很多成绩优于其他人的亚裔申请者排除在录取范围之外。这种指控的背景是，亚裔申请人整体的学术成绩和考试分数均高于其他人，但哈佛对亚裔个人素质和综合评分却显著低于其他人，录取概率也显著低于其他申请人。

虽然该诉讼旨在维护亚裔的权益，与国际学生无关，但因其涉及教育、种族、公平等多个敏感词汇，迅速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2018年8月，一份提交法庭的文件中称，哈佛大学在招生中使用“个人评级”，损害了亚裔美国人相较其他种族群体的入学机会，“模糊”的标准“可能会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尽管如此，2019年10月，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宣判，哈佛大学在招生中未有意歧视亚裔申请者，虽然招生程序“并不完美”，但符合宪法规定。

旷日持久的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虽然在一片争议中了结，其带给公众的追问和反思却远未停止——亚裔学生明明拥有更好的成绩，为什么没能争取到更多的入学机会？

02 “小镇做题家”眼前

不是单一维度的生活

公平是一个超越种族和国界的世界性问题，教育领域的公平尤其引人关注。虽然所有人都追求公平，但公平多数时候都是一个相对概念。

以教育为例，按照地区或族群分配录取名额，尽可能平均分配教育资源，这是一种公平；所有人统一参加考试，按照分数择优录取，这也是公平。问题是，这两种公平存在着矛盾——平均分配教育资源，意味着有时候不能择优录取；严格择优录取，意味着有时候会遗漏某些地区或族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常见做法是“合二为一”——按照地区或者族群分配名额，然后在内部择优录取。

在这样的背景中，不同地区或族群的考试难度实际上大不相同，人口总数少的地区或族群占尽先机，人口多的地区或人群则“内卷”严重。如果再附加上考试之外的考核指标，“内卷”严重的地方更是雪上加霜。

哈佛的录取原则，投射了一些考核维度，比如重视体育、艺术，然后才是学科。回望国内，随着我们素质教育的推进，大学的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在不断更新，埋头刷题的“小镇做题家”，逐渐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那些横亘于面前的“次元之壁”，往往是“做题家”难以突破的：他们擅长的，未必是大学所看重的；大学想要的，未必是他们具备的。对于习惯以分数论输赢的“小镇做题家”来说，进入大学只是接受更多挑战的开始。呈现在“小镇做题家”眼前的，不再是单一维度的生活，人际交往、学生社团、社会实践……太多从未接触过的内容涌向面前，很多人本能地选择逃避。随着“学霸”光环逐渐褪去，“小镇做题家”的信心和勇气也不断被消解。

03用关怀和行动

读懂“小镇做题家”的失落

作家J·D·万斯有一本自传体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一个美国“小镇做题家”的心路历程。从外祖父母想逃离可怕的贫困，到万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进入硅谷。这是“小镇做题家”的标准叙事：家境贫寒，寄希望于“知识改变命运”，他们的家庭给不到太多物质上的帮助，甚至因眼界的限制无法给出有效的建议。除了依靠自己拼命“刷题”，别无他途。

“做题家”的无奈，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圈层之间的冲突。德国“高考”Abitur成绩显示，东部地区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考生成绩却普遍高于西部地区，“法宝”就是做题。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俄罗斯，作为全球公认的“做题家”，俄罗斯学生多年在“比做题”的TIMSS（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上名列前茅。就连“减负”这个概念，也是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首先提出的。

唯一例外的是新加坡，作为东亚第一“做题家”，新加坡的教育内卷化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从小学阶段开始，每个新加坡学生都要面临层层筛选。《联合早报》等媒体曾统计，67% 的新加坡家庭会送孩子去补习班上课，由此制造出一个每年11亿新币的巨大产业。虽然新加坡的家长与孩子已经习惯了“内卷”，当他们试图跨地区流动的时候，不适感和失落感仍然不可避免——或许在哈佛大学面前，他们依然属于“东亚做题家”。

综观世界各地的“做题家”，更有助于读懂“小镇做题家”的失落。流动中的冲突，需要均衡教育资源配置，为小镇学子提供更多出路；消除教育竞争倾向，需要改革人才评价机制，真正实现减负。实际上，就连人口出生率极端低下的新加坡，近年来也试图通过大学扩招和减少考试来实现“减负”。由此足见，以高强度、低效率打造的“做题家模式”，终究是无以为继的。

没有人愿意做一个面无表情的“应试机器”，他们也不应该被戏谑调侃，而应该成为关怀的对象。转变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切实的行动，因为在那些“小镇做题家”的身后，是一群失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