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儿童读物，家长总是精挑细选，害怕孩子看到没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或者行为受到书中“坏孩子”的影响。儿童读物似乎被家长们当成一本教材书，甚至连亲子阅读也被抹上“应考”的色彩。就这一现象，外滩君与资深儿童文学译者黄天怡聊了聊，看看她的想法。除此之外，黄天怡也为家长们分享了，为孩子挑选童书、提升亲子阅读收获的技巧。

文丨周滢滢 编丨Travis

在知乎和豆瓣上，常有这样的提问：

XXX书适合孩子看吗？

这本书能给到孩子教育意义吗？

知乎提问

谈起儿童阅读，父母总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一方面希望孩子能有宽广的阅读面，喜欢阅读、享受阅读；

一方面，又担心孩子“误入歧途”，读了一些没有营养、良莠不齐的读物。

对于“有没有营养”、“是否足够经典”的讨论，一直没有脱离儿童和青少年阅读的范畴。

很多家长都希望，阅读能给孩子带来某种教育和启发，而不仅仅是娱乐、消遣。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很多我们所熟知的儿童文学经典，比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等，似乎都缺少“教育意义”。

其中的“坏孩子”角色设定、恶作剧甚至暴力情节，甚至引来担忧：故事主角的“坏行为”，会不会带坏了孩子？

但是，在家长看来的“坏孩子”和他们的故事，却得到了儿童的极力追捧。与此同时，那些快餐式、无厘头的、搞笑的畅销书，也都深得孩子们喜爱。

那么，这些作品究竟能给孩子带来什么收获，阅读量上又该如何平衡？

对于家长的种种困惑，外滩君采访了翻译多部经典儿童文学的译者——黄天怡。

黄天怡

都说译者的工作，就像是穿上了“隐形衣”，常驻幕后。 虽然不如原作者和作品本身那样为人所熟知，但是翻译的过程，却让他们成为最了解这本书的人之一。

同样，黄天怡的每一次翻译，也让她深度接触儿童文学作品。

目前，她完成的译作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彼得·潘》《万花筒》等多部儿童文学经典，马克·吐温的另一部儿童文学巨著《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正在翻译当中。

黄天怡的身份，是多元的。除了译者，她还曾是一位电影人、制片人、话剧导演，2017年凭借喜剧电影《驴得水》获得第12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新锐制片人提名。

成为母亲，迎来女儿灯灯后，她开始专心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一方面出于对文学语言的热爱，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小私心”，希望能亲自为女儿翻译那些美好的童书。

借此机会，外滩君和黄天怡聊了聊儿童文学中的“教育性”和“坏孩子形象”，以及作为母亲，她又是怎样为孩子挑选童书、提升亲子阅读的收获。

黄天怡

孩子真正爱看的

正是无教化意义的作品

在上海香港三联书店里，外滩君见到了正在与读者交流的黄天怡。

她带来了自己的最新译作《神话》与《英雄》，它们是英国喜剧大师斯蒂芬·弗莱，利用戏剧线索对希腊神话进行的一次重新梳理。

《神话》

和之前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比起来，这次的作品更适合青少年和成人。

但是，无论作品对象是儿童，还是给青少年乃至成人，黄天怡认为“趣味，是一切阅读的起点。”

谈起自己翻译过的儿童文学经典角色， 黄天怡表示，从汤姆·索亚，到彼得·潘，再到哈克贝利·费恩，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乖孩子。但这些“坏孩子”身上却有一种生命力。

工作中的黄天怡

图片来自视频“Lens for Kids”

经过时间的打磨，这些淘气小子的故事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但是读者对儿童文学背后的“教育意义”和故事主角行为、价值观的争议，始终心存担忧。

因为《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主人公汤姆·索亚，是一个调皮、爱逃学、经常打架、闯祸、惹麻烦的“坏小子”，不符合学校和家长心目中的“好学生”定义。

马克·吐温的这本书刚开始在美国出版时，还曾被禁止引入学校图书馆。

《汤姆索亚历险记》

另一方面，人们对儿童文学的用词，也有所忌惮。

比如，马克·吐温的文字充满了方言特色、粗粝而鲜活的生活气息，甚至在写作中，他使用很多从未用过的俗语、俚语与口语化表达。

因此，他的作品被当时的文学评论家指责为“一股泥石流”，“这种不够精致的书写，甚至有Nigger（黑鬼）这种侮辱性的字眼，怎么能给孩子看呢？”

可如今，这部作品却占据了各中小学生的必读书单，跻身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成为最受孩子欢迎的故事之一。

这也可以看出，成人的视角和评价，与孩子的判别眼光，有着天壤之别。或者说，真正有魅力的儿童文学作品，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有包容性、突破性。

海明威曾评价说，马克·吐温的语言风格，才是热气腾腾的美国文学。他的作品对孩子来说，重要的不是故事内容教了什么道理，而是让孩子去体会叙事本身的魅力、人物塑造的艺术性。

同样，黄天怡也坚持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给孩子带来原汁原味的语言特色和叙事风格，而不是故意降低门槛，简化原著中的用词，换成中国小读者容易理解的词语、甚至画蛇添足地加上语气助词，她认为这是在低估孩子理解和接受能力。

在她看来，像《汤姆·索亚历险记》这类“坏孩子角色”和“生活化语言”的作品，历经百年，逐渐被全球读者所接纳的过程，也体现了儿童文学思想的进步，以及大众对儿童文学所承载的教育功能的包容。

如今，她未满三岁的女儿灯灯，喜欢看的也是这类没有明显“教化功能”的童书。

最近，女儿很着迷日本绘本作家深见春夫的作品。这位著名的荒诞文学大师创作的故事可谓是千奇百怪、脑洞大开。

深见春夫自画像

黄天怡并不期待这样荒谬、幽默的作品，能教会孩子什么道理。

“这就是一个好玩、有趣的故事，它尽情描绘孩子眼中天马行空的世界，却能给他们带来快乐，也许在不经意间启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而孩子真正爱看的，也许正是这类看似毫无教化意义的作品。

就像风靡全球的《彼得·潘》，其实是一本“贬低大人”的书，主角小飞侠不仅淘气、爱冒险，而且抗拒成人世界，不想长大，只愿一辈子做小孩。

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英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彼得·潘

文学中的“坏孩子”

是童年的避风港

为什么越来越多经典儿童文学作品，都充斥着“坏孩子”的身影？它们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价值导向吗？

对于这个问题，著名文学评论家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中有过深刻的探讨。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刘绪源

他认为，儿童文学中存在三大母题，分别是爱的母题、自然母题、以及顽童母题，形成了儿童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

爱的母题，我们并不陌生。这类故事从成人看待儿童的视角出发，叙述语言体洋溢着浓浓的爱意，表达父母对孩子的担忧或“直面人生和困难”的期许。

典型作品有《穿靴子的猫》《小红帽》《青蛙王子》、约翰·斯坦贝克的《礼物》、怀特的《夏洛的网》等。

自然母题，表现的是自然万物，比如西顿的“动物文学”。

它虽然没有直接表现人生，却能激起孩子与大自然的亲近感，感悟到自然宇宙的无限和人类的渺小，在审美中产生“超脱感”。

与前两者从“成人的眼光出发”不同，顽童的母题，则是从“儿童自己的眼光”出发。

这类典型作品有《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以及《疯丫头马迪琴》等林格伦的大部分作品。它们有一个鲜明的共性——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坏孩子”。

刘绪源表示，自己在初读这类作品，也曾感到疑惑不解，“从这些无拘无束、生气蓬勃的孩子身上，难道真能学到什么优秀品质、或引出什么道德教训吗？这样的作品，对小读者有什么积极作用呢？”

但是，抛开成年人心中的道德律令，他由衷感受到，这些喜欢搞恶作剧、所谓的“坏孩子”，读起来是那样轻松快活。

就像《小飞人卡尔松》里的“小卡尔松”，虽然是个自私、任性、贪玩、好吹球、爱闯大祸的坏孩子，却给人真实而强烈的审美愉悦。

小卡尔松（上）

或许这类作品的魅力在于，帮助孩子们打开了一个更自由的世界，在这里他们被允许淘气、发脾气、恶作剧、甚至离家出走去冒险，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却不需要承担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顽童母题”的作品就好像是童年的避风港，它满足了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新时代里，儿童对于人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向往。

就像人只有吸收多种营养才能健康发育，儿童也需要从不同文学母题中体验到多维度的美。

当然，也并非所有表现“坏孩子”的作品，都是合格的“顽童母题”儿童文学。

刘绪源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一些编得很匆忙的儿童故事，因为缺少丰富的弦外之音，没有任何堪称精致的谋篇布局，也就只能是畅销作品、通俗文学，而不能称之为纯文学。

在他看来，比如《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人物“马小跳”与五·三班的“肥猫”就没有多少区别，都是调皮捣蛋这一种单一的模糊的影子，即使字数累积到几十万，也仍然没能写出清晰、真实、多层次的“这一个”来。

“人们趋之若鹜的，未必就是好作品”，在他看来，好的儿童文学，除了具备浅层次的“好看”，还应具备纯文学的创作技巧和审美内涵。后者才能给孩子带来真正的审美体验。

对于孩子来说，或许他们更容易被浅层次的通俗文学品所吸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由审美经验多寡带来的趣味上的细小区别，就会开始出现。

因此，家长不妨给孩子做一些台阶和铺垫，引导他们在通俗文学之外，循序渐进、自然而然地接触一些趣味更高、更具审美内涵的儿童文学作品。

亲子阅读，

不要应试，重在享受

“让孩子享受有趣的故事就行了，千万不要将儿童文学作品，读成了一本教材书，这是在败坏孩子的阅读胃口。”

黄天怡观察今天的亲子阅读，更像是在“应考”，比如：

和孩子一起看希腊神话作品，就希望他能了解西方文明；

看完一本书，就希望孩子像做阅读分析那样，总结中心思想、谈谈作者想要说明什么道理；

… …

黄天怡说，童年时代的阅读，就像在埋一颗种子。无意中读到某一本书、某一个故事，尽管不知其深层含义，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那基础上不自觉地往前多走一步。

就像她儿时看《红楼梦》，也只是看个热闹。

孩提时代印象最深的，不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不是封建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反而是林黛玉的美貌、以及贾府里吃螃蟹这样的趣事。

黄天怡正在翻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图片来自视频“Lens for Kids”

但是这颗种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芽。比如从最初只是觉得希腊神话有趣，到后来延伸去研究西方文学史、西方艺术史、西方思想史等等，拓展更大的世界。

因此，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如果能有某一本书、某一段内容，让他感到心驰神往，有所触动，就值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掌握了一本书的中心思想、深刻内涵，才叫阅读。

在亲子阅读上，黄天怡认为，关键不在于多少提问方法、阅读技巧，而是家长心态的转变。

“今天大部分人都是消费者心态，坐等着别人提供产品、服务，其实我们可以转变一下，变成创作者心态。”

黄天怡和女儿灯灯

对于家长来说，什么是创作者心态？

以诗歌为例，今天的阅读有一种速度、数量的比拼，认为带着孩子读过的诗歌越多越好。而创作者心态，则是在和孩子读一首诗的同时，融入自己对诗歌背后意境的体悟。

什么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父母在和孩子读这首诗的时候，有没有发自内心地欣赏这首诗，去品味它的意境？还是机械地朗读甚至背诵出来？

“亲子阅读的过程，也是父母借此机会，重新学习和感悟的机会。父母首先自身要有阅读兴趣，真正享受亲子共读的过程。”

黄天怡说，孩子是很敏感的，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去享受一本绘本、一本童书，就不可能将阅读的美好感受传递给孩子，更不可能激起他们的兴趣。最后折腾了娃，也累了自己。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郁喆隽，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郁喆隽

他十分赞同黄天怡的观点，不要期待家庭阅读、课外阅读给孩子带来怎样肉眼可见的教育功能，“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孩子所做的加法已经够多了，其实更应该做减法。”

在他看来，相比学校教育有一个固定框架和标准答案的“聚合型思维”，家庭氛围里更应该提倡“发散性思维”，给孩子一个容错的、勇敢表达意愿的氛围。

因此，在亲子阅读中，家长不需要像老师那样循循善诱，期待孩子从某一本书中具体学到了什么，忙着给孩子打分。对于孩子经常冒出来的天马行空的提问，家长同样应该遵循“发散性思维”。

他从哲学角度提醒，越是能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甚至相互矛盾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越是智慧的表现。

“我们曾经都拥有这样的智慧，只不过后天，在标准化答案和统一教化的过程中，哲学思维和智慧逐渐丧失。”

参考资料：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儿童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郭史光宏

新京报：对话刘绪源 到底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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