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还那么娇滴滴吗?

吴学昭

2017-05-25

杨绛先生仙去已一年,世人都曾感叹,“你们仨” 终于在天上团聚,那个文风活泼泼、点睛犀利的时代隐者阿季回家了。

“从此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

“肉体包裹的心灵,也是经不起炎凉,受不得磕碰的。”

“我只怕人不如书好对付。他们会看不起你,欺负你,或者就嫉妒你,或者又欺负又嫉妒。”

俗话说:“三岁看老”,能写出这些句子的杨绛,从小被父亲戏称为 “矮脚猫” ,最是精灵古怪,更是乖乖的看家小能手,父亲贴心的小棉袄。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她不仅是钱锺书的 “妻子,情人,朋友”的完美融合,更是可以为了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自己的方式反抗一切暴力和不公平的对待,久久凝望那时代阴云的金边,用尽一切办法维护知识分子那备受摧残的尊严,并始终坚信,善的存在。

在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凤凰读书特意整理了杨绛那些为人所称道的趣事,为您重现那个生动活泼的少女阿季,灵动温柔的青年才女,勇敢无畏的贤妻良母。

辛亥革命前夕,大律师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晚上则去肃亲王王府讲授法律课。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因嫌北方稳婆力大粗暴,杨家特意花十五两银子请了日本产科医生接生,后来她的姊妹说笑道,兄弟姊妹全部接生费,也不及阿季的一个零头。

幼年杨绛

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他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杨绛全家福

在父亲杨荫杭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杨绛父亲杨荫杭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

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幼年杨绛

杨绛和费孝通是振华女中同学,女中本来只招女生,但费孝通的母亲与振华女中校长是朋友,怕费孝通升入其他中学遭大男孩欺负,就进了女中。

那是1923年,杨绛11岁,在这位当时的小姑娘看来,费孝通呆头呆脑的,不会玩游戏,杨绛与他玩过几回后就没劲了。阿季用树枝在沙地上给费孝通画过一个丑像:胖嘟嘟,嘴巴老张着闭不拢。并使劲问费孝通:这是谁?这是谁?费孝通只憨笑,不做声。

1936年的费孝通

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东吴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杨绛听到这话说:“我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四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

后来,杨绛与同学结伴来北京,出了北平火车站,看到有个人探头探脑的,原来正是费孝通。他已经第三次接站,前两次扑了空。当年交通十分不方便,连续三次从远在郊区的燕京大学进城接站,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的费孝通

杨绛和钱锺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锺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记下了彼此的名字,自此难忘。

“蔚然而深秀”

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同去北平的同学周芬一次来看望阿季,说路上碰见东吴的同学,问:“见到杨季康了吗?” 答:“见了。” “还那么娇滴滴吗?” “还那么娇滴滴。”

钱锺书不服,立刻反驳:“哪里娇?一点不娇。”

杨绛说:“我的‘娇’,只是面色好而已。东吴有的同学笑我‘脸上三盏灯’(两颊和鼻子亮光光),搽点粉,好吗?我就把手绢擦擦脸,大家一笑。”

钱锺书不也对杨绛的脸色姣好印象极深吗?他写给她的七绝十章就曾这样赞道: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钱锺书和杨绛

杨绛与钱锺书好上后,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没想到费孝通急了,到清华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费无奈只能接受。

厉害了!杨绛先生!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费孝通和钱锺书不仅同行,而且同住一个房间。费孝通主动送邮票给钱锺书,让他寄家信给杨绛。他不知道,钱锺书的习惯是,离开杨绛后会每天记下详细日记,回头面交。当钱锺书跟杨绛谈起费孝通的好心时,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我们都是“同情人”。

杨绛和钱锺书

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 彻底撇清为其暗恋一场。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 ‘知难而上’ 了。”

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后来杨绛怀孕了,钱锺书对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1937年,他们的独女钱瑗在英国诞生,开始了 “我们仨” 的日子。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锺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锺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 “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妇面。

抗战八年中,钱锺书与杨绛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岁月,尽管如此,他们在相隔两地时仍互相通信、互致安慰。一次杨绛乘公交车遇到日本兵检查,愤怒的杨绛低头侧视,一位日本兵竟然伸手猛地把杨绛的头抬起来。杨绛忍无可忍,大声呵斥:“岂有此理!” 周围人为她捏了一把汗,日本兵却被镇住了,不敢造次。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钱锺书和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非人的对待和批斗。杨绛不仅被抢走了翻译稿,还被剃成了“阴阳头”。她将女儿留在柜里的大辫子找出来,花了一夜把它做成了假发顶在头上。红卫兵惩罚她去打扫厕所,她认认真真地将污秽不堪的厕所擦洗得焕然一新,然后蹲在厕所里逮着空子读书。

一次杨绛在揭发钱锺书的大字报上贴小字报为丈夫申辩,被揪到千人大会上做批斗。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旁人纷纷刮目相看。

钱锺书感激妻子,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他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把它念给钱锺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去世,临终前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杨绛近作诗歌

哀圆圆(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圆圆去世已多年

老母心犹恨绵绵

学校尽责又尽义

家人相思不相见

昔日灯前共笑语

今朝彼此各一天

不由自主真可怜

堪叹往事已如烟

忆锺书(十月二日)

与君结发为夫妻

坎坷劳生相提携

何意忽忽暂相聚

岂已缘尽永别离

为问何时再相见

有谁能识此天机

家中独我一人矣

形影相吊心悲凄自嘲(十月十三日)

双颊肥满面团团

两眼小如花椒丸

老友相见不相识

杨绛面貌怎这般悲

人民文学2014年再版的《杨绛全集》分为9卷,第1卷为小说卷,收短篇小说7篇,长篇小说《洗澡》及中篇小说《洗澡之后》;第2至4卷为散文,收作者的《干校六记》《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以及记述“文革”期间经历的文章多篇,并有更多怀人忆旧和回顾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篇章。第五卷为《戏剧·文论》,收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文论部分则有作者评《李渔论戏剧结构》《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作者对菲尔丁、奥斯丁等外国著名作家的评论。第六至九卷为译文卷,收作者译作《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斐多》等六部。

著名学人施蛰存曾赞扬《洗澡》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洗澡》是她的长篇代表作,写中国知识分子在三反五反中的嘴脸,字里行间透着对世情的了然,却又处处是令人拍案的讽喻。

——香港《大公报》

《干校六记》写下放干校的生活纪实,写“文革”不自恋自怨,反小趣丛生,文字雅洁,读过难忘。

杨绛以92岁高龄写下《我们仨》这本回忆录,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者。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字里行间弥漫着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令人动容。

——《台湾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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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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