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我读了两本书《南渡北归》和《细说民国大文人》。这两部书都是描写民国时期著名知识分子的，但视角有所不同。《南渡北归》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细说民国大文人》则通过描写大知识分子们的逸闻趣事，来反映他们的欢笑与痛苦、自信与自负、狂狷与偏执，重在展现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读来令人哑然失笑，而又掩卷沉思。两部书结合起来读，可以使我们对大师们有一个立体的认识。 在灿若星河的大师群体中，我对梁启超情有独钟，一是因其一生经历复杂，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近代史。二是因其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历史上少有人能出其右。特别是其身上有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征，值得现在的知识分子学习和效仿：
真文人，真相重。陈寅恪留学国外十数载独得学问而未得学位，因此难以就职于清华大学。梁启超亲自找到校长曹云祥面荐陈寅恪，当时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终于使陈寅恪得以应聘。梁陈二人一生相惜不相轻，相亲又相重，后来皆成为著名的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名垂青史。
真文人，有担当。梁启超崇拜墨子的人格，自称任公，意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梁启超曾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梁启超对于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极富责任心，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1927年5月底，北京城局势危急，梁启超拟到天津避难，但临走之前还不忘自己的教学：“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早车往津。” 1928年5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期结束，梁启超身体已经严重不支，但还是支撑着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才回天津养病。1928年9月底，梁启超病重入协和医院，治病期间托人觅辛弃疾材料，以便撰写《辛稼轩年谱》。一日，忽得一朋友送来《信州府志》等书，梁启超不胜狂喜，遂不顾病情未愈，携书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以致劳虑过度，不幸辞世，年仅56岁。读书至此，每每动容，不禁汗颜，自比先贤，自觉差之太远。
真文人，有真知。我以前只知道梁启超属于资产阶级维新派，保守泥古。其实，梁启超一点不保守，曾自言：“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事实上也是这样，梁启超不断开中国风气之先：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良、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时务学堂，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许纪霖评价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同时，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主张改造文言文，以利于文化普及，掀起“文界革命”，进而掀起“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梁启超还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毛泽东年轻时非常仰慕梁启超(号任公)，便以“子任”为笔名，以示继其志。
真文人，真性情。胡适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有一例可以佐证：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本不愿意，然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梁启超为人也极宽容，心胸开阔。1926年发生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社会舆论皆指责协和医院，而梁启超却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斯人已逝，高风犹存。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引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校训，激励着一代代清华人，其实也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
古人如此，作为新一代的我们更当以学业为重，苦练本领，将来为祖国的更强大而贡献自己的力量！